带有永恒价值的精神追求——在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座谈会上的发言据专业人士报道，国学经典还会有很大的上升期，市场业务也在不断的扩大，未来一定会越做越大的。
?《我心归处是敦煌：樊锦诗自述》，樊锦诗口述，顾春芳撰写，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，6800元
贯穿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这本书的就是这种对于永恒价值的精神追求。有了这种精神追求，心灵就得到了安顿。这种精神追求为人生注入了一种神圣性。——叶朗
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。很多人读了这本书都很感动，并且觉得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提升。
这本书是由樊锦诗口述，顾春芳撰写。很明显，这本书要写得好，有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樊锦诗的人生经历很精彩，用现在常用的词来说，樊锦诗的人生要有故事，要有精彩的故事；第二，顾春芳要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写出来，而且要写得好。这里又有两个条件，第一，顾春芳必须和樊锦诗心灵相通，这样她才能深切地理解、领悟樊锦诗的人生价值。我们从这本书看到，顾春芳确实和樊锦诗心灵相通。第二，顾春芳必须为这本书下大功夫，因为樊锦诗的人生涉及敦煌的历史，涉及石窟艺术，涉及佛教哲学，涉及考古学，而这些并不是顾春芳的专业，顾春芳的专业是艺术学、戏剧学、电影学，所以顾春芳必须重新学习，必须下大功夫。我们从这本书看到，顾春芳实为写这本书下了大功夫。这一点，樊锦诗先生在“自序”中也说了。
我在编《文章选读》的时候，曾提出，文章要写得好，应该做到有思想，有学养，有情趣。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这本书达到了这个要求，有思想，有学养，有情趣。这说明樊锦诗人生经历的故事精彩，也说明顾春芳写这本书下了大功夫。
关于这本书可以谈很多。下面我谈两点。这两点是紧密联系的。
第一，这本书不仅写了樊锦诗自己一个人，而且写了敦煌“莫高窟人”这一个光华灿烂的群体。
什么是“莫高窟人”？就是在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为守护敦煌、研究敦煌，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而贡献自己一生的人。
当然大家首先会想到常书鸿、段文杰以及于右任、张大千、向达这些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，但是樊锦诗这本书不仅写了这些大家熟知的有名人物，而且写了一大批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献身的默默无闻的人。我这里特别强调“默默无闻”。莫高窟人的可贵就在于“默默无闻”。莫高窟人的人生的神圣性就在于“默默无闻”。大家看这本书的最后一节“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”。读了这一节，我真是感慨万分。
这一节第一个写了李仁章，他从脚手架上踩空摔下来，内出血，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而去世，才32岁。第二个写了许安，她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会计，两次剖腹产，引发肠粘连，最后死于肠梗阻，才40岁。还有一批学者，如霍熙亮、贺世哲、孙修身，他们在敦煌壁画和佛教文化的研究中都有发现和突破。当然还有彭金章，樊锦诗的丈夫。他本来是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办人，研究夏商周考古，因为樊锦诗在敦煌，他也到敦煌，改行做佛教考古，主持莫高窟北区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，完成了《莫高窟北区石窟》的考古报告。还有一批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师傅，如窦占彪师傅，几乎每个洞窟都离不开他爬上爬下修修补补。还有李复师傅，他是老资格的裱画师。还有范华，他在行政办公室工作，还有吴信善，他是园林工人，他们都为敦煌文物事业作了贡献。还有刘鍱，他是敦煌研究院的前任书记。他因为晚上心脏病发作，救护车来得太晚，没有得到及时抢救。这些人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敦煌的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，献给这样一个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。他们默默无闻，他们是不朽的。
这本书写了这一批默默无闻的莫高窟人，这是这本书的价值之所在。
第二，这本书不仅写了樊锦自己的人生，而且写出了追求永恒价值的“莫高精神”。
什么是“莫高精神”？就是“坚守大漠，勇于担当，甘于奉献，开拓进取”。这种坚守、担当、奉献、进取的精神，在心灵深处是一种处变不惊、守一不移的淡定的境界。这整本书可以说都是写这种“莫高精神”，特别是书中“莫高精神的杰出典范”，以段文杰先生为例，从心灵境界的深度来呈现这种莫高精神。
大家知道，敦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。戈壁沙漠，风沙弥漫，冬天的气温在零下摄氏20度左右，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，他们当时住在破庙里，无水无电，物质贫乏。因为太冷，早上出被窝时眉毛胡子都会结霜。这是生活条件的艰苦。同时，段文杰先生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。1950年代，段先生成了重点批斗的对象，被降了六级工资，妻子受株连也丢了工作。白天让他进洞临摹，晚上还要参加重体力劳动。他就是在这段时期完成了第217窟的《西方净土变》的临摹。文革时期，他再一次受到冲击，被批斗，被除名，被下放农村劳动。在农村让他养猪。他把猪养得很好，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专家。同时他坚持思考和研究敦煌艺术，写了一大批文章，落实政策后，这些文章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出来。段先生说，自己只要进了洞，就会全然忘了烦恼，内心一片平静。“一画入眼中，万事离心头。”这种从容淡定、宠辱不惊、圆融无碍的精神境界，是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。
这种精神境界，和敦煌石窟壁画上传播的佛教徒的信仰有某种相似和相通之处。书中“守护敦煌的究极意义”这一节就谈到这一点。书中说，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可以说也体现了佛教所提倡的“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”的精神追求：如果从佛教“布施”角度来看的话，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，超越世俗的名利，在困境中保持从容，也是一种“法布施”和“无畏施”；敦煌在西北荒漠，远离城市的繁荣；莫高窟是一片净土，是不可复制的人类遗产；在此工作的人肩负文化的使命，需要很高的修养，有为有不为，是为“持戒”；莫高窟人坚守在大漠，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受到指责，有时还可能要应对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待遇，是为“忍辱”；凡是对莫高窟有利的工作，当仁不让，尽力去做，是为“精进”；画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临摹壁画，专注于线条和笔触，以守一不移的心态应对快速发展的世界和外界的诱惑，是为“禅定”；博览群书、提升学识、涵养心性、磨炼心智、度化方便、圆通万事，从个体人生的无明和烦恼中走向智慧和觉悟的人生，不正是“般若”境界的追求吗？
这种精神追求，就是心灵的安顿。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不知心归何处。
书中特别讲到莫高窟第158窟的涅槃佛像。这尊佛像极其巨大，无比华美，佛像嘴角的微笑发出一种神圣的光芒，呈现出一种无比宁静、安详的精神境界。这正是心灵得到安顿的永恒的境界。
佛教和佛学传入中国，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积极的影响。冯友兰先生说，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是人生境界的学说。从表面上看，世界上的人是共有一个世界，但是实际上，每个人的世界并不相同，因为世界对每个人的意义并不相同。世界对每个人的这种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就构成了每个人的人生境界。莫高窟的保护的历史实例，说明佛教和佛学对中国人构建高远的人生境界有着某种积极的影响。过去我们对这方面说得不多，因为研究不够。樊锦诗这本书也许对我们是一个提醒，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。
樊锦诗在书中说：“我觉得世界上有永恒，那就是一种精神。”
大家知道我们北大哲学系已故教授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是两弹元勋。邓稼先去世后，杨振宁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，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。”
我觉得，贯穿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这本书的就是这种对于永恒价值的精神追求。有了这种精神追求，心灵就得到了安顿。这种精神追求为人生注入了一种神圣性。这种精神追求照亮了这本书每个读者的心灵。